2010年,韩国一名名叫莎朗的婴儿因营养不良而死亡。孩子的死亡总是令人痛心,但导致这起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更是令人震惊:莎朗的死是因为她的父母沉迷于网络游戏。通常情况下,这显然是一起疏忽大意的案件,但《爱之子》却另辟蹊径,探究了父母沉迷游戏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孩子如何成为次要的关注对象。影片以此悲剧为背景,探讨了韩国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世界领先者的地位如何对其社群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调查艺术家在梵蒂冈阴谋和政治动荡的复杂背景下,花了四十年时间完成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陵墓。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马丁·施克莱里的故事。这位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金融企业家和制药巨头,曾因一夜之间将一种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上涨5500%、以2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武当派专辑的唯一版本以及因证券欺诈被判刑而闻名。马丁·施克莱里是美国最令人憎恶的人,他被称为“制药兄弟”。
从大堡礁最先进的潜艇深海,到婆罗洲古老的雨林,大卫·爱登堡踏上了一场跨越全球和时间的独特自然历史冒险之旅。
1934年,德国著名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受邀拍摄了《意志的胜利》。影片由纳粹构思,第三帝国出资赞助,记录了纳粹巅峰时期的会议、集会和游行盛况。为配合拍摄,帝国提供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无数的聚光灯,十六名一流摄影师、三十台 摄影机、二十二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机动警官,这庞大且豪华的摄制队伍加上里芬斯塔尔天才的创造力和美学理念,为影史奉上了一部最为完美也最受争议的杰作。《意志的胜利》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它荣获1935年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两位美国电影制片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秘密潜入中国和西藏。他们的旅程始于印度和尼泊尔藏独势力活跃的地区,随后深入西藏最为封闭的地区,当时正值2008年起,媒体全面封锁,至今仍在继续。他们的目标是与西藏的领军人物会面,这些活动人士正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黑暗”的地区和平抗议中国政府警察政权的压迫。在秘密潜入的过程中,一场危险的猫鼠游戏展开,秘密警察对这两位电影制片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由于无法记录目标人物,他们被迫将摄像机对准自己,成为目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酒店被盗、设备被盗、网络黑客和间谍活动频频发生,最终将两位电影制片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被迫逃亡并返回美国后,制片人继续拍摄,并与顶尖网络安全专家合作,确认制作团队的多名成员是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唯一的目标,而只是全球网络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现实中的一小部分。似乎没有人——个人活动家、企业巨头甚至政府——能够幸免于难。谷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近五分之一的《财富》100强企业都面临着来自中国境内的网络攻击……而且攻击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安全漏洞甚至蔓延到了白宫等高层。西藏的抵抗运动将面临怎样的处境?他们为基本人权和文化生存而持续进行的抗争,根本无法与这场他们缺乏技术和资源去应对的高科技战争相抗衡。绝望与沮丧交织,截至2013年2月,已有超过百名藏人选择自焚,希望这些令人痛心的画面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科技手段广泛传播,从而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由于中国对西藏信息的禁令和日益严格的限制,即使是这些自我牺牲的举动也鲜为外界所知。为了寻求扭转局势的方法,电影制片人与旅途中遇到的活动人士联手,在时代广场中央举办了一场大胆的媒体活动,利用科技手段帮助藏人的声音登上世界舞台。
包括天主教修女和牧师在内的核裁军活动人士闯入了包括铀矿“诺克斯堡”在内的两处绝密设施,对美国核武器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是罪犯,还是向世界敲响警钟的先知?
如果没有那一系列的地质变动和彗星的经过,我们的星球可能依然为恐龙所统治。我们对恐龙非常好奇,许多人都希望恐龙依然活着。幸运的是,大型电影恐龙的3D制作活灵活现的向观众展示了这种巨大的生物。
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 (George Stephanopoulos) 与美联社合作,与一名三K党大鹰派成员一起深入三K党内部,这名大鹰派成员在为阻止美国南部腹地黑人遭到私刑而战时被逼到了绝境。
聚焦一起离奇可怕的杀人案,“在梦游中杀人”,是可能的吗?2017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男子Randy Herman Jr.打911报警,称自己的好友兼室友Brooke Preston被刀刺死,她的尸体躺在门厅地板上,被床单裹着,而凶手“是我”——Herman声称发现自己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刀,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的胸口和手臂上都发现了疑似对方挣扎的抓挠痕迹。检方认为此案有蹊跷,Herman方用“他当时在梦游”作为辩护,也引起很大争议。2019年,Herman被认定一级谋杀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比莉·霍利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她受到广大白人听众的喜爱,但又因她是黑人而备受争议。她是一位受剥削的艺术家和一名暴力的瘾君子,但她也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和一个怀恨在心的情人,同时她还是一个不唱布鲁斯的布鲁斯歌手。当她演唱开创性的抗议歌曲《奇异果》时,她就成了众矢之的。她对自己生活的神秘描述是半真半假和即兴形式的结合。1971年开始,记者琳达·库尔用了8年的时间,通过大量采访,记录了这位标志性歌手短暂而动荡的生活。然而,这本书一直都没有真正写完,采访的录音也一直被深藏——直到今天。
很少有美国记者的职业生涯能像芭芭拉·沃尔特斯一样具有开拓性和变革性,这部真实、亲密、跨越数十年的纪录片以她自己的语言讲述了她令人惊叹的生活和工作。